2014年以来，清华大学社会学、城乡规划等专业的师生开展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清河实验”。实验选择在北京清河区，包括单位制解体后的老旧小区、新建商品房小区、城中村等多种社区类型，以跨学科的团队力量推动社区的全面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大文明，社区小细胞。女性友好城市不仅提出了大城市、大治理、大战略的总体任务，还自下而上设置了社区层面的“基层”考题，考验了在生活层面做实、做细、做深的“绣花本领”，呼唤治理结构上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答题能力”。
“社区是城市的微观层面，也是社会的细胞和生活单元。与整个层面的友情相比，社群层面的女性友情无疑更细致，更贴近生活。”北京新清河实验社区规划组组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住房与社区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了准确了解女性的真实需求，课题组从观察者入手。
“通过绘制一个女人在社区中的日常路径——她经过哪些公共场所，她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她处理什么样的家务，她会自然地建立起对日常生活图景的真实感知。”刘认为，妇女的友谊下降到社区的水平，并有家庭为导向的最大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友好型社区的逻辑是:以女性为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平台，最终实现全年龄段的友好”。
"妇女、儿童和老人是自然联系的视角."这是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易的观点。
扎根清河6年的女社工乐轩有更具体的经历。“从我的实际经验来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发现:女性总是优先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需求。比如我们在收集社区广场改造的需求时，女性会首先关心儿童运动器材材料的舒适度，甚至小到座椅的形状，是否方便老人活动。很多时候，都是女人在给建议。”
这也与调查数据一致。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第四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女性是家庭活动的主力军，承担着照顾孩子、赡养老人等主要家务劳动。
把握了以家庭为导向的基本认知，课题组在各试点社区完成的《社区资产与需求调查评估报告》呈现了社区女性的需求光谱。接孩子的时候步行坡道够不够友好？在购物的过程中，生活圈够完整吗？在照顾老人的阶段，无障碍设施方便吗？
一旦将家庭置于社区层面的核心视角进行考察，女性友好型社区自然会被拆解成细致的、日常的、日常的家庭场景。
这就是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的转向”——我们要用普通家庭主妇细腻而关爱的眼光去理解城市和社区。客观上，城市社区女性群体存在内部差异，形成已婚女性、单身女性、离异女性、职业女性等各种亚群体，其社区空行为特征也呈现多样化。不过，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士段成江看来，用“更稳定、更持久、更持续”来形容女性整个生命周期的家庭角色需求特征，无疑是更贴切的。
看到需求后，如何设计出女性友好型社区的理想方案？
首先是让小区公共空房更适合家庭型女性的需求。一位策划人透露:“在社区调查中，很多社区女性表示，她们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工作，闲暇时间碎片化。所以他们更渴望社区里有足够的绿地和更多的休闲活动空。”
参与新清河实验北京美和园社区花园项目营造活动的志愿者合影（ 张燕芸 / 摄）新清河实验区参加北京美和园社区花园项目建设活动的志愿者合影(张艳云摄)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秦红玲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女性更注重空房的公共空和女性友好的做法，既要满足物质需求，也要满足精神和交往需求。
“新清河实验”以社区建筑前后的公共空房和小绿地为抓手，在社区空房资源存量的基础上，推动公共空房向女性友好型、年龄友好型改造，包括灯光设备维护、人车分流、增加体育健身设施、完善无障碍通道等，从而，
在机制上，从“为民规划”到“与民规划”，社区的“友善”转型走的是“参与”之路。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们不预设存在一个最好的女性友好型或儿童友好型的理想设计，而是引导大家讨论社区美好生活的障碍和对美好社区的期待。”刘介绍，传统的“空房间设计”，由规划师主导，以物理环境为中心，正在向规划师主导，涵盖多个维度的“社区建设”转变。
目前，国外一些城市，如维也纳，在践行女性友好原则的过程中，已经将建设机制作为支撑力量。比如搭建公众参与城市设计的平台，通过获取女性的相关数据进行性别分析，在量化数字上做到“性别敏感”，或者聘请女性顾问征求女性的特殊意见，让女性参与到整体建设规划中。
清河街道社区花园网络启动会上，规划师程洁心（左一）、新清河实验社区规划组负责人、清华大学副教授刘佳燕（左二）带领居民用衍纸的方式描绘心中的花园景象（李志/ 摄）清河社区游园网启动会上，规划师程杰新(左一)、新清河实验社区规划组组长、清华大学刘副教授(左二)带领居民用纸画出心中的游园场景(李志摄)
“新清河实验”通过空之间规划与社区治理的整合路径，构建了“1+1+N”工作模式(1名规划设计工作者、1名社区社工、N名社区规划师)，既畅通了女性诉求进入社区规划的渠道，使设计方案体现“性别公正”，又注重赋能社区居民以专业知识开展社区规划。
“无论哪种空规划，我们都会设立专门的社区规划教室，作为参与式规划的组成部分。”乐轩介绍。在建筑美化、花园改造等项目中，以女性为主的社区居民，在专业规划师的配合下，“让昏暗的建筑变得更加明亮，让垃圾堆变成街心花园”。
秦红玲认为，从现有的探索来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参与机制，对推进女性友好型社区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邻里规划会、社区论坛等形式，积极邀请不同职业、年龄、收入水平的女性参与”，从而提升女性参与公共空优化的积极性和能力。
“很大程度上，女性友好型社区的逻辑是:以女性为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平台，最终实现全年龄段的友谊。”
在刘看来，构建女性社群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核心是人与空关系的重建，让友情从概念、图纸、外在空真正成为行动、参与、生活的画面。
“在街区设计和居住环境优化方面，女性在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上有着独特的优势。”秦红玲说。
当女性居民通过参与式规划成为社区“园艺师”时，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即使是非女性的社区建设活动，女性志愿者的比例实际上也达到了80%。通过之前的活动，他们更愿意改变社区环境。我把这个过程理解为女性力量的崛起。”一位社区规划师说。
在社区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女性一直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参与者，她们在重塑社会公共性、促进多元参与、增强制度弹性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目前，在基层干部中，妇女参与社区管理。的比例非常高。”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专家组成员蒋永萍告诉《了望东方周刊》。
近十年来，城市女性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的意愿迅速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居委会成员中女性占52.1%，比2010年提高2.5个百分点。负责社会组织的妇女比例从2010年的37.6%增加到2020年的46.6%。“我们的社区规划者以女性为主，社会工作团队几乎都是女性，居民代表也是如此。让妇女参与社区规划、建设和治理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女性友好的。“在新清河实验的过程中，女性主导的团队，包括以居委会为代表的自治组织、积极讨论事务的居民代表、提供专业支持的规划师、第三方社工机构等。，带来了社区的系统性变化，也支撑了整个基层治理的格局。
这也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有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总体要求相契合，实践着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我们希望女性友好型社区不仅在空房间上更让人放心，在生活和出行上更方便，在公共设施上更人性化，更重要的是女性会成为社区进步的一股力量。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家庭关系、自我意识和幸福感知也得到了提升，社区和女性都同时变得更好了。”刘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