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20多年的局面终于打破。中美和美国共同走进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了中美关系问题，他说：“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美国）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
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1970年结束的。1970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迎来了突破性大发展时期，这一突破性大发展的出现与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因势利导，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个时期，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摆脱了“文革”内乱造成的外交孤立状况，全面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中美关系解冻是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国际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因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同时，这也是毛泽东开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进程的大转折。没有这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后来要搞改革开放和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邓小平曾说过，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对美国不开放对谁开放都没有用。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要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他还深情地说道：“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著名外交史专家章百家指出，联美抗苏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个大战略”，“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进程”。
从思想库的《康仑报告》到尼克松的《建构和平》报告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公然与中国为敌。毛泽东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的愿望落空。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留学生以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受到了美国的带头阻挠而难以实行。美国这种僵化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国内，直到1959年才出现了要求改变的思潮。这种思潮比较典型的反映就是《康仑报告》。
1959年9月，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有限公司完成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托的两个关于亚洲的研究项目，发表了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即《康仑报告》。该报告指出：“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复杂性和严重性可能有增无减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
《康仑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另一个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的“假设来实施”。
这个报告对当局虽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实际上成为了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
显然，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个时期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就开始受到国内舆论的质疑，而且在国际上也显得日益孤立。1959年9月21日，联合国大会指导委员会通过表决，同意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讨论的议程。这标志着美国多年来用搁置讨论的办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企图已经失败。
进入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自力更生进行核试验和美国卷入越战不能自拔这三大问题，使得美国政府感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或者说是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美国企图长期孤立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拒不与之来往，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6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上无法再协调下去了。”（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1972）》第314页、31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1966年3月，美国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这样，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1969年3月的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立刻预料到这个事件会对美国决策者们产生重要影响，将会促使美国方面加快对华政策的调整步伐。果然，6月17日，在尼克松的鼓励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受斯菲尔德在访问柬埔寨期间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周恩来。7、8月间，尼克松在出访亚欧途中也多次声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他向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表达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且委托两国元首担当“信使”，向中国转达美国的意图......。
1969年12月3日，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一直设法与中国外交官接触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十分偶然地在一次南斯拉夫服装秀上发现几位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尼克松交办的工作，他甚至不顾外交礼节，跑着追赶中方人员，请求会晤中国驻波兰大使，转达尼克松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顺便提一下，这个情节在基辛格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中，描述为：“出席服装秀的中国外交官由于没有收到过指示，见状拔腿便逃。”基辛格的描述虽然有些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夸大其词，但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据当事人之一，时任中国大使馆二秘的李举卿回忆，因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他们在观看服装秀的时候，发现美国外交官总注视着他和翻译，而且比比划划、指指点点，不知怎么回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比如遇到挑衅之类的问题，李举卿和翻译在活动结束后即跟主人告别离开。美国大使赶到大门口，请李举卿转交尼克松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并说，尼克松愿意与中国领导人会见，改善两国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李举卿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直在筹划如何改善中美关系。而作为大使馆负责人的雷阳临时代办，却在参加当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主持的关于外交的会议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对他的指示，要他特别关注中美形势的变化，一有情况就马上报告。雷阳回忆道：“毛主席和周总理从战略上考虑，高瞻远瞩，就决定采取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手段，这是一个英明伟大的战略性决定。”
周恩来收到雷阳的汇报后．对毛泽东说：“有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毛泽东指示，公开接触，不必保密。在随后的日子里，美国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不断向中国发出和解信号。1970年2月，尼克松采取了一个他自认为是“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年度外交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到了中国：“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被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建构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报告用专门的章节讨论了中国问题，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美国乐于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其中说：“在今后这一年里．我将仔细研究我们所能采取的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并且消除妨碍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份报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中国，这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还是第—次。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毛泽东在1957年1月指出的“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
大外交新思维：乒乓小球转动大地球
经过两年时间的反复观察和小心试探，1971年初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突破微妙的僵局，成为中美关系走出下一步的关键。
2014年1月27日，凤凰卫视播出了《大外交新思维：乒乓外交破冰中美关系》。主持人说，发生在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期间的“乒乓外交”，成为了这关键的一步。
1971年3月21日，作为“文革”以来第一个出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的代表团，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想到，将会有一幕永远载入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外交历史的华彩篇章开启。
围绕着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出访参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头脑中，一直没有离开如何解冻中美关系这个大外交的思维。当时，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体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乒乓球运动。这是中国的最强项。在这个制高点上与外国人交往，便于占据主动，机会也更多。
在代表团出发前，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出访参赛的问题。在会议的最后，他谈到了与美国接触的问题：这次我们派乒乓球队出去，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也会包括美国队。作为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和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这个例子……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
代表团刚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我们派出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开幕，中国运动员精湛出色的技术水平、得体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瞩目。3月30日上午，中国代表宋中凑巧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寒暄，斯廷霍文表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代表团向国内汇报了这些情况，这些信息被有关部门整理成简报，直接送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
4月4日，美国选手科恩在前往比赛场馆的途中误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世界冠军庄则栋很友好地与他打招呼，并且送给他一面杭州织锦作为礼物。大巴抵达体育馆时，许多来自各国的记者都在等待——那时的中国队本来就因为拥有庄则栋这样的世界冠军而引人注目。车门一开，出现在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的，不但有精神饱满的庄则栋，而且有神态兴奋的美国运动员科恩。这条消息立刻成为了轰动性的新闻。
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体育馆内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交换礼物，从而使中断了22年的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